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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没有对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起源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一部分学者（主要是非德国学者）认为，它根植于德国历史，可以追溯到条顿骑士团及其反抗斯拉夫人的斗争时期，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德意志部落成功抗击罗马统治时期。另一部分学者则把纳粹主义看作当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源头在欧洲，而不局限于德国。当时欧洲大陆各地都在反对工业化和生产线的枯燥。世界大战、通货膨胀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遍及整个欧洲。纳粹主义正好可以满足人们由此产生的心理需求，它赋予个人以身份认同和在等级制社会中的地位，可以使人在遭受失败之后重新树立起信心，还可以为经济复兴和货币稳定带来希望。
受1929—1933年大萧条影响，魏玛德国的失业率一度逼近30%。
它为欧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德国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对于德国以外的许多人来说也很有吸引力。事实上，纳粹主义似乎兼具革命性和传统性这一双重特点。它有两个新理念：一个是“民族社会主义”，该理念诉诸民族团结和统一的本能要求，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另一个是“革命的活力论”。这两个新理念又与德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种族优越感和尚武传统融合在了一起。这种融合虽然并不完全成功，但比起那些仅基于传统而产生的理念来说，发展得则更为强劲。希特勒的演讲经常与德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种族优越感和尚武传统相结合。希特勒和纳粹党是通过革命派与保守派结盟才得以在德国掌握政权的。1923年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悟出一个道理：他必须以合法的方式获得政权，也就是要争取到现有权力部门特别是军队的支持。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在1932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1374万张选票和230个议席——虽然未能成为全国或国会中的多数党，但足以成为单一最大政党。在同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失利，少了约200万张选票，仅获得196个议席，但在总议席减少后的国会仍占据着单一最大政党的位置。
在两次选举中接连获胜之后，希特勒通过与保守派人士弗朗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和民族主义者代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进行谈判，于1933年1月30日就任德国总理。当时希特勒是内阁中仅有的三位来自纳粹党的成员之一，因此保守派人士坚信他们能把他控制住。正如巴本的一位朋友所说：“我们已经把他给框住了。”这句话，按照戈登·克雷（Gordon Craig）颇有见地的说法，“应该被收录到任何一本著名的临终遗言集里”。保守派以为他们利用了希特勒；事实上，是希特勒利用了他们。但无论如何，希特勒仍然需要保守派，这一点他于1933年3月21日在波茨坦驻军教堂（Potsdam Garrison Church）举行的盛大仪式上已经感觉到了。当时，前德意志帝国政府的高级军官（包括前皇储在内）集聚一堂，庆祝新一届国会的诞生，总统兴登堡元帅在旧政权丝毫未改的气氛中向他这位新总理发表贺辞。前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和纳粹的“卐”字旗并排悬挂，德国军队与纳粹冲锋队共同组成仪仗队接受检阅。新精英正式就位，与旧权贵分享权力。希特勒频繁阅兵的原因之一是向世界展示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宣告德国任人宰割时代已经过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新旧两种势力并存；但没过几年，新精英开始驱逐旧势力，而且有时采取极端的方式。波茨坦庆典过后仅15个月，德国前总理冯·施莱谢尔将军（General von Schleich-er）就在自己家中被一名纳粹枪手杀害。1934年8月2日，德国国防军的官兵举行宣誓仪式，表示无条件效忠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此宣誓仪式是由布隆贝格和赖谢瑙两位将军共同策划的，他们原以为这样做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军队的制约；但事实恰恰相反，军队自此开始受到希特勒的制约。”到了1938年，原属旧贵族和统治集团专有势力范围的德军最高统帅机关和外交部被置于纳粹党的控制之下。其他有较大社会影响的部门或机构——高等学府、司法行业以及工业组织——都没有发出反对声音。
在新精英当中，最接近旧权贵阶层的人是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此人的父亲是一位普鲁士军官，曾任德属西南非洲的总督，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空军军官。其他新精英都是旧权贵圈以外的人，而希特勒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希特勒曾一度在军队中服役，并被晋升为下士。在进入21世纪后的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期，面对一个新的、动荡不安的德国，希特勒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并成为政府总理，尽管在保守派看来，他“既不是绅士，也不是德意志人”。他的支持者大多是不安分守已的年轻人。1934年，纳粹党员的平均年龄比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小七岁，纳粹领导层的平均年龄比非纳粹精英团体的平均年龄小八岁。在纳粹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几乎很少有人在本党以外拥有固定职业；曾经上过大学的，也很少有人修完学业。这部分人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且行为怪异，与社会格格不入，但掌握着权力，除了在权力争斗和街头斗殴中学到一些本领之外，全然无视传统，不懂规矩。他们因为能出人头地而对纳粹党及其领袖感恩戴德。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信奉纳粹党的事业，但即使不信奉，倘若离开了纳粹党，也不会有前途。
1919—1933年纳粹国会议员中仅有35.4%受过大学教育，10%拥有博士学位。这些新精英在运用权力时完全不受制度的约束，现有的宪法程序虽未被废除，但被束之高阁，而且也没有制定出任何一部新宪法来取代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宪法。1933年3月23日提起审议的所谓《授权法》，是在纳粹党的高压之下，以441票赞成、94票反对而在国会获得通过的。该法赋予了政府不经国会同意就可以强制实施法律的权力，此外还包括采取与宪法不相一致的行动的权力（严格按照法律来说，这些特许权为期四年）。除纳粹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受到压制。所有工会都被吸纳进“纳粹党劳工阵线”（Nazi Labour Front）。其他的反对派则被以极端的手段一一摧毁。
在1934年6月30日发动的“长刀之夜”行动中，纳粹冲锋队头目同时身兼纳粹党内激进派领导人的恩斯特·罗姆（ErnstRoehm），连同多位与他有牵连的人以及一些与他没有牵连的人在内，一道被处死。凡是纳粹政权的敌人，都会被遣送至专门修建的营地。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权威建立在声望、武力和传统之上，只要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会变得坚不可摧。希特勒以及他所发起的运动缺乏“传统”这一基础（虽然他曾试图借助波茨坦就职仪式来加以弥补，还诉诸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但仍无济于事），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他的声望很高，武力也很强。希特勒当权后开始有意疏远《我的奋斗》，并称：“如果我在 1924 年曾想过自己会成为德国总理，那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这并不是说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统治下的整个国家就是铁板一块、结构森严。国内的各个实体——纳粹党卫军、冲锋队、军官团，以及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行业——还是保留了部分凝聚力和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庇护圈。里宾特洛甫先是在外交部门建立起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后来当他升任外交部长时，又试图恢复这个先前被他削弱过的正式机构的地位。戈林像是一位身兼多职的工作狂，为自己聚揽了不少头衔——普鲁士的统治者、纳粹德国空军的总司令（1935年）、“四年计划”的负责人（1936年）、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他曾在1938年试图控制陆军，但被希特勒加以制止——权力如此集中，未免过分。
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
不同团体和个人之间都陷入无休无止、但又心照不宣的内讧之中——空军与陆军不和，化工行业与钢铁行业产生矛盾，希姆莱与军队最高统帅部明争暗斗。这一局势正中希特勒的下怀，因为作为掌握最高权力的唯一统治者，只有他才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这种局面虽然有利于维持希特勒的个人独裁，但从长远看造成了效率低下。纳粹体制在某些领域表现得极为出色——促进了经济恢复、制造了大量飞机和汽车、修建了多条道路、创造出巨大的动力。但现代国家的政府，乃至一国为准备战争而做出的努力，都需要高效的行政管理以及对资源配置的轻重缓急做出合理的安排。尽管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就，并以不讲人情、只顾效益著称，但德国未能设计出一套有助于合理安排资源配置的制度化体系，并且也无法摆脱行政部门之间争权夺利的破坏性后果。/作者简介：P.M.H. 贝尔（P.M.H.Bell），英国欧洲近现代史专家，利物浦大学荣誉高级教席享有者，长于欧洲国际关系史研究。著有《法国与英国（1900—1940）：协约与疏离》、《法国与英国（1940—1994）：长分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自1986年首版后多次再版，是其重要代表作。译者简介：杨光海，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系教授，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国际安全制度及其在东亚的实践》，参与翻译《二十世纪世界史》。